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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理论代表着批评理论的重要转向，即政治伦理转向。霍耐特论证了“斗争”是一切道德冲突的内在动机，注重对“社会性”等问题的描述，即从只关注物质剥削与统治、财产的不公正分配以及身体伤害转向关注对人的荣誉感、自尊心和尊严的伤害。他从对“物质财产分配不公”的描述，转向了“文化与心理的生活机会的分配不公”，构成工人斗争基础的不是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公，而是“文化教育、社会荣誉和工作机会等的分配不公”，主体间的道德经验不是通过直觉对所掌握的语言规则的限定，而是通过对主体在社会过程中所获得的认同的破坏。
　　如果说第一、第二代批判理论家过多地关注社会体系对个体的异化统治，那么霍耐特的问题就在于低估了社会体系“损害”主体间性的能力，并未将批判理论建立在个体克服社会系统他律性的斗争之上。他通过对社会冲突的文化根源的关注，主张“道德性”与“物质性”的分离，但使这种分裂永恒化了。对所谓抽象的“语法”的关注也导致社会成员决定自己的道德原则的能力被忽视了，自己的文化、关怀和价值被取消了。最大的困难在于“承认斗争”并不必然是民主的，正如霍耐特本人所承认的，承认的获得可能在民主群体中得不到承认，遭到轻视的感觉实际上缺乏“规范性方向”。
　　如果“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必须被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的批判框架，那么承认的政治应当是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的一面旗帜，它为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等带来了理论支持。霍氏对后现代主义似乎有更宽容的态度，他徘徊于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最终从批判理论走向了后批判理论的立场。
　　极权主义的政治经验是法兰克福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实践是其思考的参照系，而德国唯心主义、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和韦伯的合理化学说则是三代理论家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对理性、启蒙、交往、承认的思考引发了伦理学与社会理论之间关系的变化。但对具体社会存在领域的关注与对普遍规范性的批判之间的对立是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摆脱不了的。